中国经济临界点

　　经济出乎意料的下滑幅度导致异乎寻常的政策转向，而未来的政策选择，将因环境今非昔比而发生更深层次的调整

    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涉及面较广，不局限在纺织服装行业。

　　“市场需求收缩的速度如此之快，我20年来还是第一次看到。”广东一位以出口为主的企业主感叹道。
　　与之相对应的是宏观经济增速的大幅下滑：三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9％，比二季度增幅下降1.1个百分点，为2003年6月以来的最低增幅。
　　而这还不过是开始。
　　经济出乎意料的下滑幅度，导致异乎寻常的政策调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于10月17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十项经济工作重点，其中涉及数项重大政策调整。随后的一周，国务院各部委纷纷出台更为具体的政策措施，一场声势浩大的“救经济”行动全面铺开。
　　本次政策调整，可说是1998年以来最为急促和剧烈的变化。至此，中国政府向“保增长”的政策倾斜毋庸置疑，宏观政策已全面转向。
　　与以往困境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经济极为倚重的外需已因全球金融危机而全面下滑，而且中国经济规模跃居世界第四，早已今非昔比。以往那些曾经将中国从经济困境中拉起的政策措施，也许不再适用；中国的宏观政策，或许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
　　
显著的全面下滑
　　初步核算，前三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4.5％，加快0.2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10.5％，回落3.0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长10.3％，回落2.4个百分点。
　　经济滑落的幅度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主要原因可能是，金融风暴恶化的程度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期。”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对《财经》记者说。
　　中国按生产法计算的GDP增速，受工业数据的影响很大。《财经》杂志首席经济学家沈明高认为，由于三季度投资和消费的名义增速并未大幅下降，如果按国际惯例的支出法计算，中国经济回落的幅度可能没有数据显示的这么大。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认为，三季度还受到奥运因素和从紧政策的滞后影响。范剑平补充道，另一原因是，三季度较去年减少了三个工作日。
　　但经济下行的整体趋势，并不因其他因素而改变。
　　实际上，9％的GDP增速并不低，“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出现了明显下滑，”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告诉《财经》记者，“防止下滑进一步加速，下降到8％以下，确实需要关注。”
　　全球经济衰退风险剧增，中国出口首当其冲。前三个季度中国出口增长22.3％，回落4.8个百分点；分月看，出口增速更从今年最高时的30.3％滑落至9月的21.5％。
　　金融风暴过处，哀鸿遍野，不仅肆虐了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也影响了部分新兴和发展中国家。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当然也难独善其身。初步测算，中国前三季度货物和服务的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5％，同比下降8.9个百分点；拉动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同比下降1.2个百分点。
　　中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认为，中国出口所受冲击主要来自两方面。其一，发达国家经济下滑降低了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需求，信贷危机使这些国家进口商难以获得融资，更进一步抑制了中国出口；其二，大宗商品价格急剧下降，将降低中国对资源出口国的出口。
　　最近出口数据仍显稳健，可能源于前期订单还在消化之中，但新订单已显著放缓。9月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出口订单指数跌至48.8％的衰退区间。而央行企业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三季度，反映海外需求的出口订单指数为2.6％，下一季度出口订单预期指数为4％，均跌至2005年7月汇改以来的最低值。
　　出口增速在未来几个季度还将面临较大下滑压力。中金公司预测，2009年实际出口增速将下降至4％左右。
　　近两个月贸易顺差连创新高，其中9月达293亿美元，却无法掩藏外需的疲软。顺差增大主要来自进口增速相对于出口下降更快；海关数据显示，中国进口额增速已经由5月顶峰时的40.4％降至9月的21.3％。
　　固定资产投资依然稳健，本是三季度数据中比较可喜的方面，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即持此看法。前三季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同比加快1.3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7.6％，加快1.2个百分点；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3.3％，加快2.1个百分点。
　　安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却不乐观。他认为，从支出法的角度来看，三季度需求的快速下降主要来自于投资需求的大幅回落；投资增长的加速很可能主要来自于同期价格水平的上升，而剔除价格因素后的实际投资增长可能已经放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卢锋也认为，进口下滑反映的是内需中投资的减弱。除非有突然的变化，比如贸易壁垒的取消，在开放的环境下，消费品进口即使下降，也会比较平滑。因此，进口品中增速急坠的，很可能是一些形成资本的货物。
　　美林证券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估算，三季度投资实际增长约15.7％，比二季度增速放缓0.3个百分点，较去年同期增速放缓5.8个百分点。
　　部分反映消费的商品零售额增长仍保持强劲。前三季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2.0％，比上年同期加快6.1个百分点。但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实际居民消费已经放缓，零售数据可能高估了消费的韧性。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家庭调查数据显示，上半年城镇人均消费性支出仅增长5.7％。哈继铭判断，这一数字在三季度可能继续下行，显示消费已实际放缓，与居民收入的放缓态势一致：三季度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9.2％，农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1.9％，均比二季度和去年同期放缓。
　　范剑平认为，近年百姓消费的心理预期有所改善，但现有政策还不足以使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并替代出口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中国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三个部门之间的分配结构还没有得到调整，仍然延续了政府增长最快，企业次之，居民最慢的态势。”
　　总之，中国经济放缓的趋势已难扭转。《财经》记者采访到的专家均认为，2009年经济将继续下行，分歧仅在于接下来的四季度是否可能较三季度短暂回升。
　　摩根士丹利中国经济学家王庆认为，由于外需放缓，企业家预测中国未来经济放缓，已经开始调整行为，一面放缓生产，一面出清库存。这时，盈利将受到影响，企业继以压缩投资。于是，经济活动将沿着出口走弱、存货减少、投资下降、直至消费疲软的过程传导。“因此，四季度增长很可能进一步放缓。”
　　随着全球经济陷入衰退，未来数季中国的出口增长将大幅减缓，带动出口相关行业的投资增速一同走低。
　　美国次贷危机的演变实在令人目不暇接，这大大增加了准确预测国内明年经济增长的难度。但可以肯定，中国经济下行已无法避免；而何时将是本轮周期的底部，也较难判断，并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调整的节奏和力度。

放松政策条件已具
　　经济下滑的另一结果，是通胀压力逐渐减轻。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继续放缓，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出现回落。其中，9月CPI上涨4.6％，连续五个月回落。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李晓超将通胀回落的原因归结为三：一是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二是有针对性的价格控制措施，包括加大对生猪的生产和供应的支持力度、补贴标准，进一步加大对农业生产的扶持力度，加强对粮食生产的调控等；三是国际初级产品价格涨幅回落。
　　通胀回落，为货币政策进一步松动提供了较大空间。中国人民银行已于9月16日和10月8日分别两次降低利率和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由此拉开了货币政策松动的序幕。但其效果究竟如何？
　　数据显示，9月货币增速显著回落。M2增速从8月的16％继续放缓至15.3％，连续四个月下行，创下2005年5月以来新低。9月新增人民币贷款增速比上月微升0.2个百分点至14.5％，但哈继铭认为，未来贷款增速面临放缓压力。这主要由于银行出于风险控制对贷款更为谨慎，且企业产能扩张计划缩减导致贷款需求明显萎缩，“货币政策松动效果有限。”哈继铭称。
　　此外，近期企业存款显著放慢，可能显示企业利润增长恶化。截至9月末，居民定期存款占银行总存款的比重已从年初的52％上升至57％，显示居民投资意愿萎缩，且近期的降息预期加大也使得资金加速转为定期存款。这导致9月M1增速下降至10年最低的9.4％，M2与M1增速“剪刀差”达到2006年5月以来最高。此外，银行贷存比加速下降。
　　范剑平强调，货币政策仍需表明“立场”；货币政策受传导机制不畅等因素的影响，可能效果较小，但应该理顺的是机制而非货币政策调整的做法。
　　汪涛也认为货币政策会起作用。她发现，虽然部分沿海地区对银行贷款的需求下滑，但整体上信贷额度仍然在起限制作用。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信贷增长持续上探并超出额度所对应的上限。其他迹象，如非正式渠道贷款不断上升等，也表明经济体系中存在某种形式的信贷额度。
　　过去几年的银行业改革使得中国的银行更加以市场为导向，而盲目跟随政策导向的可能性降低。尽管随着经济增长放缓，有理由相信未来一两年内不良贷款将上升，“但我们不认为这会影响银行在贷款额度取消后增加放贷的能力。”汪涛说。她预计2008年整体信贷增速将超过15％，2009年实际信贷增长将继续加快。
　　知情人士称，近日央行或已通知商业银行，表明其不再强调四季度贷款额度，但目前尚难确定贷款额度是全面取消还是部分放松。

政策全面转向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在国务院10月17日召开的常务会议上，总理温家宝提出十项政策，其中四项针对增长，分别对应出口、投资、房地产和支持中小企业，房地产和中小企业还涉及百姓民生和就业；两项关于节能减排和要素价格改革；另外四条关乎农业和农村、财政、金融和食品安全。
　　很快，各项措施就渐次展开，对其效果，也众说纷纭。市场对不同的政策反应各有不同，但整体而言未收立竿见影之效。
　　——10月20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提高明年的粮食最低收购价，并增加对种粮农民的农资直补。发改委详细列出了要上调价格的粮食品种以及价格波动幅度。2009年新粮上市起，白小麦、红小麦、混合麦每市斤最低收购价分别提高到0.87元、0.83元、0.83元，比2008年分别提高0.10元、0.11元、0.11元，提高幅度分别为13％、15.3％、15.3％。稻谷最低收购价格水平也将作较大幅度提高。
　　上调粮食收购价的好处在于，农民能够增加收入，刺激消费增长。另一个好处是能提高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中国社会科学院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对《财经》记者说，农业是劳动力的“蓄水池”，特别是非农就业形势不好时，将农民稳定在土地上会有一些帮助。
　　——10月21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自2008年11月1日起，上调部分劳动密集型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与上次出口退税率调整不同，此次出口退税调整涉及面较广，不局限在纺织服装行业。总计3486项商品出口退税率上调，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
　　卢锋认为，在人民币不贬值的情况下，出口退税等于是出口时把汇率变得弱一些。这是用财政的办法来替代价格的变化。顺差增长“逆周期”的现象，本身反映出经济结构失衡。出口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一个更灵活的汇率机制。
　　范剑平则对出口退税的效果表示怀疑。1998年和2001年开始的两次经济放慢中，当时还有外需，人民币贬值或提高出口退税都可刺激出口。然而，这一次最大的不同是需求下降，“这并非贬值或出口退税调整能够解决的。”
　　——10月22日，财政部减免个人购房税费。对个人首次购买90平方米及以下住房的，契税下调至1％，并对个人买卖房屋免征印花税及土地增值税；同时放宽对个人购房贷款的限制。
　　哈继铭评论道，减免个人购房税费提振投资者信心有限。虽然这些政策在短期内，对房地产市场信心起到正面作用，但实质的影响很小。利率虽然下调30％，还是远远高于租金回报率的。人们买房的“回报”比不上利率，不会愿意现在买房。
　　过去十年，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是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高善文称，从今年7月和8月的主要宏观经济数据可以看到，三季度房地产市场疲软的影响似乎已经取代商品冲击和外部需求疲软，成为拖累经济增长主要因素。
　　房地产投资疲软进一步抑制了相关行业（如钢铁、建材等）的需求，并导致了相关行业和产品出现产量下降、价格下跌、净出口上升并存的局面。由于房地产需求以及由其引发的国内需求疲软，这还会引起价格的下跌和政府财政状况的恶化。
　　除了加快房地产投资，中国政府还提出要抓紧农业、水利、能源、交通、城镇等基础设施和民生等领域的重大项目建设，加大投资力度。
　　对此，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认为，中国不能再采取1998年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积极财政政策，而是要转向能够刺激消费的财政政策。

争议房地产“救市”
　　针对财政部出台的关于房市的政策，哈继铭评论道，中国或正在错失调整房市泡沫的良机；世界其它国家房市的泡沫不断缩小，而中国泡沫却因为“托市政策”而维持现状。“我们短期维持了这个泡沫，带来长期更大的风险。”
　　财政部出台“救市政策”的特点是，政府支持的是购房人，而非房地产开发商；购房人是首次置业的而且是买90平方米以下的普通住宅的购房人，减轻这些人买房子的负担，让他们买得起房子。
　　范剑平说：“政策重点不是支持开发商和大家继续博弈，而是支持广大居民在房价回落到合理水平以后，在政府降低税费的情况下，能够买得起房子，打破现在的僵局。”
　　汪涛认为，房地产市场可能有一些错配，就是建的高档房比较多，满足中档的需求比较少。所以，政府的这项政策出台，将会有利于这种不合理的格局改变。
　　余永定则持反对意见，强调惟一不该增加投资的就是房地产，因为房地产投资在GDP中，比重是10％左右。这个投资比重过高。另外，由房地产行业带动的其他行业，如钢铁、电解铝和水泥，是高污染高耗能的行业，依靠房地产行业进行经济结构升级，效果不可能明显。
　　不过，中国财政部前部长项怀诚认为，中国目前对房屋的实际需要还很大。需要来自很多在房改之后不能享受公房待遇的年轻职工、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城市里千千万万的“无房户”，也就是一家人住房面积在10平方米以下的家庭。这些都是社会上的住房困难群体，都因无力购买而无房可住。
　　项怀诚认为，应该选择在城市较好的地段，长期兴建经济适用房，以满足上述人群的住房需求，这样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财政支出可以在经济适用房的建设方面有所作为。至于资金来源，项怀诚建议，现在中国的住房公积金有数千亿元的结余，社保基金有几千亿元，每年财政盈余也有好几千亿元。“大家凑点钱拿出来，再和银行进行一比一的配比，每年也可以获得不少资金。”
　　黄益平认为，比之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政策执行起来比较容易。他说，廉租房更多的是政府提供。经济适用房最根本的问题是政府要干预市场的价格，也就是要干预房地产开发商定价。后者在执行过程中，困难会较多。

新环境新办法
　　中国上次出台大规模财政激励政策是在十年前。目前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比当时要强得多。2007年政府支出总额占GDP的20％左右，1998年仅为12.8％。1998年时政府预算处于赤字状态，规模接近GDP的3％，而2007年则实现了预算盈余，而且根据预算2008年的盈余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更为重要的是，国内经济的格局相比当初已截然不同。近年来企业部门的利润增长达到了创纪录的高位，库存较低，居民收入迅猛增长。而在1998年，当国内信贷扩张所带来的经济繁荣消散时，国有部门产能严重过剩并且亏损，不得不在随后几年大幅裁员。
　　但这并不意味着财政支出方面没有困难。随着中国经济增速回落，后半年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前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增幅为33.3％，进入三季度，财政收入增幅开始明显回落。7月、8月和9月分别为16.5％、10.1％和3.1％。9月财政收入增幅仅达个位数为近年来鲜见，也是近年来首次低于同期季度GDP增幅。
　　基础设施建设无疑将是政府加大投资的部门之一，而且其投资的增长空间非常大。虽然近几年来公路建设取得了不小成绩，但铁路及城市公共交通的投资规模尚不足道。铁路运力不足在今年的雪灾中凸显，近年来还经常造成煤炭相关的电力短缺。电力行业方面，发电能力已经在迅猛增长，但电网成了发展的瓶颈。城镇垃圾及水处理、水利、节能及环保项目等，都需要更多的投资。
　　范剑平认为，加大投资并不会立刻拉动明年的投资增长。投资决策以后，要形成施工量，变成GDP，至少要等到明年下半年以后。
　　他认为，这次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更多的是要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重点在于减税。政府更可能通过增值税转型和其他方式减免企业、居民的税费负担，调动企业的投资积极性和居民消费的积极性，更多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来实现经济的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保增长”。
　　主要机构对2009年中国财政支出分别做出预测。其中，瑞银预测财政支出的增幅占GDP的1.5％，花旗、摩根大通预测的这个数字分别为1％和超过1％。
　　沈明高认为，上次经济放慢后的财政规模，或许能够帮助理解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作用。1999年-2004年间，中国累计发行长期建设国债9100亿元，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从1997年的1.1％上升到了2002年的2.6％和2003年的2.2％。据估算，到2003年，上述资金共带动配套资金3.28万亿元，每年拉动经济增长1.5个-2个百分点。
　　如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以3％为上限，考虑去年财政盈余占GDP的比重为0.6％，以2007年GDP总规模25万亿元计算，一年可新增财政支出约9000亿元；如果按1∶3估算配套资金，一年可增加投资3.6万亿元，占2007年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30％。即使考虑到其他投资和消费的减少，积极财政政策额外拉动GDP增长1.5个-2个百分点的可能性极大。如果积极财政政策奏效，明年GDP增长完全有可能保持在8.5％-9.5％之间。
　　本次财政刺激计划如果运用得当，并不一定造成全社会范围的产能过剩。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的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实体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占经济的比重大幅度下降，从2004年的60％下降到了2008年上半年的40％左右。
　　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一方面更容易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对市场变化反应较快。在经济下行时，国有企业由于产能调整较慢容易出现过度投资，而非国有企业则可通过产能闲置或歇业的方式应对市场波动，因此出现产能过剩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除了外部经济环境发生变化，与1998年相比，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经济周期下行与结构问题突出并存。
　　余永定认为，在强调宏观调控熨平周期的时候，绝不能忘记经济结构的调整。事实上，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恶化。例如，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投资率的提高，这种模式一般在短期内造成经济过热，在长期会造成通货紧缩。
　　余永定认为，2008年经济增速适当下降，是2007年经济结构改革的结果，是成绩而非问题。
　　他说，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已有所好转，这表现在贸易增速和贸易顺差都有所下降，房地产投资也受到一定程度抑制。这都是因为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加快，货币政策从紧的结果。现在外部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经济增速放慢，就怀疑之前的经济结构调整的正确性，势必会使曾经的努力化为无用功。如果政策又发生转向，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和投资，那么，即便保住了一些增长和就业，以后的结构调整也会障碍重重。
　　目前的情况下，想要刺激经济，“便宜的简单的办法已经不多了，”沈明高说。1998年前后那套方法只能是在当时效果比较好，但是在加入WTO以后，还沿用老的政策，外需不可能有一个开放性的增长。在这样一个新的环境下，刺激内需要用新的思路，“这些新的思路可能不会很便宜，而且会痛。”
　　如果经济放缓持续，政府有可能再次采取积极财政政策，但是与1998年不同的是，如果不能配合消费增长，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将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因此，未来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很可能将是消费导向的。投资的重点可能包括：第一，扩大医保的范围，构建农村医疗网络，防止“因病致贫”。第二，增加对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投资。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并不必然意味着住房投资的减少，如果政策鼓励经济适用房建设，房地产开发商完全有可能增加投资，并带动相关产业的投资。第三，放开粮价，加大对城镇中低收入人群的补贴。第四，面向中等收入家庭减税，创新国内消费市场。■

　　本刊实习记者王悦威对此文亦有贡献